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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

地名作为一种指称符号, 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色彩。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地名可以发现:中国地名人文性较强, 包含着较多的历史文化内涵;西方国家的地名功能性比较强, 注重认知感和导向性, 讲求理性和实用。这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民族文化心理不无关系。

关键词地名 中西比较 文化

地名在命名之初, 纯粹是用于指称地理实体, 是人类 认识和藉以识别其居住、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符号, 是社会交往的媒介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, 地名的内涵越来越丰富。它不仅反映出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的种种特点, 而且也反映出人文地理景观的各种特点, 甚至作为一种“想象的共同体”有着文化认同的功能, 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心态, 折射出民族传统的社会心理、传统价值观念、伦理道德精神。所以说地名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, 它蕴含了政治、经济、军 事、民俗、地理、历史等诸多厚重的内涵。我们通过中西地名命名及文化意蕴比较, 亦可以更加具体地证明地名是浓缩的历史, 缩写的文化。

一、姓氏、人名地名

中国的姓氏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,据说伏羲氏就开始“正姓氏,别婚姻”。中国的姓氏地名出现也很早,以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也比较多。高阁元先生曾对几个省的县地名志做过抽样调查,他的结论是:汉语姓氏地名,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,更高的80,更低的也有15,一般约在30～50之间。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宗法制的农业社会类型,宗族是中国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。宗法社会的人们往往按姓氏聚居,其地名往往冠以族姓,如金家堡、黄家寮、赵家沟等地名比较常见。

以人名为地名在中国颇为罕见。中国古人出于对君主和尊长的敬重,对他们的名字都要避免直接说出和写出,所以用其命名地名是绝对不允许;即使是先命名的地名,如有与帝王及其皇族的名字相同,也必须避讳而更改之。如河南省洛阳市的宁民坊,因讳李世民的名字改为宁人坊;隋炀帝杨广被立为太子后,为避帝王名讳,全国有几十个含有“广”字的地名被改掉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三:“晋高祖讳敬瑭,少帝天福七年敕:应殿名及州县名、职名等,有与高祖讳犯者,悉改之。……杭州钱唐为钱江,唐山为横山,台州唐兴为台兴。”李德清编著的《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》一书,记载了因避讳而更改的地名达800多例。

辛亥革命以后,受西方的影响,以人名命名地名的现象多了起来。1925年4月,中华民国开国元勋、中国 *** 总理孙文(号中山)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更名为“中山县”。自此,全国各地以“中山”命名的街道、公园等陆续出现,孙中山是中国拥有纪念性地名最多的人。其他人名地名,战争时期曾一度泛滥。有人统计,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,各地区冠以人名的县份共计58个,在苏联军队解放的东北大城市中,出现了外国人名地名,如“斯大林广场”、“高尔基路”等。针对这种情况,时人徐竟发表文章提出,应选择确有值得永久纪念价值的伟大建筑或伟大事物来命名,并要呈请上级批准。 ***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防止党内的骄傲、腐化、个人崇拜作出6项具体规定,其中一项便是“不以人名作地名”。1951年12月,中央人民 *** 政务院发出《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》,大多地名得以整改,其中得以保留的县名仅8个,即:中山、左权、黄骅、靖宇、尚志、志丹、子长、子洲。

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《地名管理条例》也明文规定:“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。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。”目前保留的县以下的人名地名多是以革命先驱和烈士的名字命名,如刘胡兰镇以刘胡兰烈士的名字命名,湖南省望城县的雷锋镇以雷锋的名字命名,慈溪的宗汉乡以辛亥革命时期的马宗汉烈士之名命名。此类地名为数不多。

西方用来作为地名的姓氏或人名,往往都是本国或别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科学家、作家等的姓氏或名字。人们以他们的姓氏或名字为地名,是出于纪念性的目的。用姓氏或人名作地名在西方颇为普遍。有以政治家的名字命名地名的,如意大利的奥古斯塔(Augusta)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命名,美国有28座城市以第四任总统麦迪逊(Madison)名字命名,有25座城市用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(Clinton)命名,有23座城市用美国之父华盛顿(Washington)命名,有40多处县、市、山脉、公园用第十六任总统林肯(Lincoln)命名,还有不少城镇用肯尼迪(Kennedy)的名字命名。有以名人或富翁的名字命名地名的,如美国瑟伯市改为比克纳尔市,雷格森市改为布兰丁市,前者为百万富翁汤姆斯·W·比克纳尔(ThomasWBicknel)的姓,后者是比克纳尔夫人娘家的姓;有以军事英雄或科学家之名命名地名的,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的布兰特福德(Brantford)是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摩霍克印第安人领袖布兰特(JosephBrant)命名的,如美国的斯托克顿(Stockton),是以美海军军官、参议员斯托克顿命名,美国的密契尔山(Mitchel,Mt),取自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密契尔,美国有十多个市、县和镇以发明家富尔顿(Fulton)命名。

可以看出,中国以姓氏命名地名的非常常见,以人名命名地名则比较罕见,西方以姓氏或人名命名地名都比较常见。中国地名中的姓氏代表家族,表示聚居在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是这个姓氏或绝大部分是这个姓氏。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,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,同族同姓的人家往往聚居在一起,以姓氏为地名的目的是为了邻里和睦相处、团结互助,便于宗族礼教管理,实现社会和谐安定。西方地名的姓氏往往是某个著名人物的姓名省称,跟人名地名一样都代表个人,代表个人价值与成就。西方公众注重成就,仰慕英雄,有深厚的成就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心理积淀。个人成就是所有西方人价值观中评价更高的价值之一。事业有成的企业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和各类明星的个人奋斗的过程和结果,成了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参照系,父母教育子女的活教材,因而以政治家和民族英雄命名的地名很多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西方地名中的人名地名除了彰显个人主义、英雄主义外,还体现出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的思想,所以西方国家的百万富翁的名字作为地名的比比皆是。中国以人名为地名,辛亥革命以前极为罕见,之后才逐渐多起来,这主要是中西文化碰撞带来的互化、涵化所致,体现的是中西文化融合。不过同样是以战争时期的人物命名地名,西方多选将军名,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将军名用作地名的就很多,如沃伦(Waren),格林斯伯勒(Green *** oro),而中国多用烈士名。前者彰显个人英雄,后者体现献身集体荣誉。

以姓氏人名为地名,中西地名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,这就是,品行不足为人称道者之名不可能用以命名地名,像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哈丁(Harding)就没有用来命名地名,因为他在任还不到三年,所领导的 *** 腐败无能,声名狼藉。中国上海流氓头子虞洽卿用重金收买也未能让 *** 路改称虞洽卿路,因为其劣迹为民众所唾弃。这说明弘扬正义、仇视邪恶是中西方共同的文化心理。

二、祈愿地名

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共性,中西方国家在给地方命名时,都有把名称取得文雅吉样,寄寓美好希望的民族文化心理。中国人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命名这类地名,那就是使用诸如“吉”、“康”、“富”、“顺”、“寿”、“安”等吉样字眼。如兴隆县、福安市、寿宁县,永福、安康、延寿、怀柔、抚顺等地名,反映出人们对美好富裕生活的一种向往,对幸福长寿的生活、富强昌盛的社会的一种追求;太平区、永安市、长宁县等这些地名,反映出人们希望天下太平,永远过着和平、安定、平安的日子;友谊县、崇仁镇、尚礼村、忠孝村、仁德路、遵义县,仁爱、贵德、信义等这些地名,则反映出人们重仁义、讲忠孝的社会心态。据李如龙教授统计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册》中所收地名中,有“太平”54处,“兴隆”24处,“安”字头的地名125处。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国家,农耕文化,本质上讲是自给自足的,更追求和平与安定,更讲求仁义礼智信、忠孝勤俭勇。作为一种泛伦理性的文化,中国文化的道德色彩确实是无所不在的。此类地名可以说是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最根本的体现。

祈愿地名在西方各国也比比皆是,如美国的“远见(Providence)、“和平”(Concord)、“大同”(Harmony)、“希望”(Hope)和“憧憬”(Hopewel),表达了人们对这个年轻而生机勃勃的国度的美好愿望。还有“自由”(Liberty/Freeedom)、“团结”(Union)和“独立”(Independence)等,强调的是为国家的正常政治发展以及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早期奋斗。它们一方面是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产物,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西方人永远的追求,显示了人们在建立社会新秩序方面的雄心壮志。

比较起来,中国的祈愿地名生活化色彩浓厚,而西方的祈愿地名则更具理想化。

三、宗教地名

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,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,它积淀着民族早期祖先的智慧思考,一经形成,会弥散到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,成为人们思维与行动方式的隐性内核。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,中西地名中都有宗教的烙印。

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,最主要的教派是道教、佛教。道教发源于中国,已有1700多年历史。佛教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。中国道教崇拜仙人,中国地名中以“仙”字为地名的比较常见,如浙江的仙居、仙都;有的地名与神仙故事有关,如神女峰、仙人渡。中国地名中还有大量与佛教人物、教义、建筑(寺庙等)有关的地名,如浙江的阿育王山、陕西的和尚塬等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惠明寺村,因昔有惠明寺。据清《同治景宁县志》卷二载,此寺于唐咸通二年(861年)由惠明和尚创建。寺以僧名,村以寺名。有人考察,在北京,带“寺”的地名有百余个,如潭柘寺、护国寺、隆福寺等。取道教的观、庙、堂、宫的地名也很多,如白云观、崇元观、灵济宫等。那些人迹罕至、云雾缭绕或终年积雪的大山易于引发想象,人们根据这些想象编造的故事还常常带着宗教色彩,反映着不同的信仰,例如仙霞岭、仙洞林、老君岩等是道教信仰所传的地名,佛山、佛县、佛子岭则与佛教传说有关。

西方文化脱胎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,从其产生时起就深深带有宗教的痕迹。特尔斯基说:“对美国人来说,宗教代表的是一种个人身份、社会交往和重要仪式。”基督教是西方国家主要的宗教,《圣经》是基督教的经典,西方不少地名如希伯来(Hebron)、约旦(Jordan)、伊甸(E-den)等都是《圣经》里的地名。美国有8个威斯莱(Wes-ley)、4个“三位一体”(Trinity)和12个代表路德(Luther)的地名,都与宗教派别和基督教义密不可分。

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地名也有,如美国洛杉矶(LosAngeles)得名与天主教有关,其意为天使;法国勒阿弗尔(LeHavre),1517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创建此城,当时取名为勒阿弗尔.德.格拉斯(LeHavredeGrace),其中“勒阿弗尔”是港口的意思,整个城市为“仁慈的港”,这是因为该城座落处的渔村建有供奉“仁慈”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小教堂。与天主教人物有关的地名也有不少,如匈牙利东南部城市久洛(Gyula)是为纪念天主教神父久洛(Gyula)而修建了教堂(monostor),并命名城市为(Gyulamonostor)。

宗教对中西方地名都有较大的影响。中西方地名的宗教来源也大同小异,都主要来源于宗教经典中原有的地名、宗教人名、宗教传说、宗教教义、宗教建筑等。不过源于宗教经典中原有的地名,中国远没有西方多;而源于宗教建筑的,西方远没有中国的多。中国以“寺”、“观”、“庙”命名的地名不胜枚举,而西方则微乎其微。但并非完全没有,如法国的敦刻尔克(Dunkerque),名称由佛兰芒语dune(沙滩)和(kerk)教堂构成,意为沙滩上的教堂,后简化成Gyula。中西地名中宗教因素的更大不同,无疑是源于宗教教派的不同。由于中西方处于不同的地域环境与历史背景,也造就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派别:中国主要是道教与佛教,西方主要是基督教与天主教等。

四、舶来地名

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闭的社会, 尽管如此, 中国与外界的交往也并没有断绝过, 所以外来地名在中国很早就有了。 *** 战争以后舶来地名更多, 而且这期间中国很多固有的地名, 被强行篡改成以占领国的人名或地名。

《青岛历史古迹》一书载, 1900年德国殖民当局为了便于统治, 将之一区 “德县路”以南的路名全以德国人名及地名来命名, 如将今“ 太平路”以德皇威廉改名为“ 威廉路” , 将今“河南路”改名为“ 汉堡路”等 。上海市这种情况更多。据有关资料载, 在旧上海的租界内, 采用外国人名命名的路名有:“ 哈同路” (英国籍犹太人, 在华期间凭借帝国主义势力, 大做投机生意, 剥削劳工, 牟取暴利)、“ 霞飞路”(法国东路军总司令 )、“ 威妥玛路” (英国人, 英文中用来拼写汉字 *** 的设计者, “ 威妥玛式”的拼写形式已经废除)、“林肯路 ” (前美国总统 )等。采用外国地名命名的路名如:“ 孟买路” 、“ 东京路” 、“ 哥伦比亚路” 等。1938年日本侵略军将江湾一带的街名, 均改为日本军政要人的名称, 如 “乃木通 ” (“ 通 ”即路的意思, 今 “ 恒仁路”, 乃木即乃木希典, 为侵华日军陆军大将), “ 长谷川通”(今“ 四平路”, 长谷川即长谷川清, 为侵华日军第 3舰队司令), “ 加纳通”(今“黄兴路”, 加纳即加纳治雄, 为侵华日军第 101师团联队长), “近卫通” (今“国和路” , 近卫即近卫文, 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的日本首相)等, 尚有以日本天皇年号命名的“明治通” (今“ 邯郸路” )、“大正通” (今“三门路” )、“ 昭和岛”(今“ 复兴岛”)以及 “东陆战队通”、“西陆战队通”(原“东、西体育场路”)等。

这些地名的出现, 反映了当时 *** 的昏庸腐败, 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卑躬屈膝, 也反映了帝国主义 *** 民意, 推行侵略文化, 使这些地名体现了殖民统治者的意志和行为, 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。

舶来地名现在在中国香港仍有不少, 涉及英国女王、内阁大臣、驻港军政首脑、富商、传教士等等, 包括历任 28 位香港总督中的 26 位, 由现任女王得名的就有维多利亚港、维多利亚城、维多利亚公园及维(多利亚公)园道。这是英国殖民统治近百年的历史印记。

西方国家的舶来地名, 以美国为最多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, 每一批移民都为美国留下了一批地名。据估计, 美国至少有 2000 个地名源于西班牙 。 如托莱多(To- ledo), 美国中北部大湖港, 1833年命名, 来源于西班牙托莱多城, 据说取其发音悦耳。 蒙大拿(Montana):由 J.M.阿西从拉丁词典中选的词, 是拉丁化的西班牙语。另据统计, 全美有不少于 18 个波士顿 (Boston)和新波士顿 (NewBoston), 22 个伦敦 (London)和新伦敦 (New Lon- don)。来源于法语的地名也很多, 如底特律 (Detroit, 海峡)、奥克莱尔(EauClaire, 清水)、方杜莱克(FondduLac, 湖床)、查尔佛克斯(Charlevoix, 加籍法裔历史学家、探险家)和拉斐特(Lafayete, 法国将军、政治家)。 来源于印第安语的地名也不少, 如密苏里 (Misouri, 大独木舟之乡)、俄亥俄(Ohio, 大河 )、密西西比 (Misisippi, 水之父)等。西方地名中也有来自汉语的, 如瑞士有“ 广州” (Canton),美国则有好几个地方的地名叫做 “广州” (Canton), 美国还有一个地方名 “柴纳 ”(China)。 这些“ 舶来 ”地名均带有各国移民的文化特色, 同时也反观出了西方社会的包容开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。

五、自然地名

中西都有相当数量的描述与居住地有关的动物、植物、地形有关的自然特征的地名,这些地名是人们对所在地地理地貌的总结或概括,反映出人类热爱自然、崇拜自然的共同的天性。

以山水为地名在中西方都最为常见。中国在现有的2000多个县名中,其中以山为名的占很大比例。如浙江省县市一级的地名中就有萧山、象山、常山等,而奉化、普陀、洞头、天台、青田等县名也都得自同名的山岳。直接以江河溪水之名为名或以源出于水的“坑、源、湾、潭、洲、滩、泉、井、湖、塘”等为通名定名的也很多,在中国31个省市区名称中,有13个是直接因山水得名的,如浙江、黑龙江、湖南、青海等。西方以山水为地名也比比皆是。一些重要的城镇的名字经常来源于它们所在的河流,如法国东南部省名沃克吕兹(Vaucluse),得名于该省同名泉水;源于山脉的,如意大利的皮埃蒙特(Piemonte)因位于阿尔卑斯山麓而名。

中西方还有不少具有很强的直观性的状态地名,这类地名能反映水文、土壤、周围景色等的特点。这类地名常常使用绘形、摹声、描色、摹状等 *** ,以人对自然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等感觉来命名地名。中国地名,如青海、石林、绿野岙、鸣沙山、叮咚泉、香山、甘泉、温州等;西方地名,如佛蒙特(Vermont),来源于法语“vertmont”,意为绿山,内布拉斯加(Nebraska),来源于澳托印第安语,意为平川之水等。

动植物及矿产之名也是中西方常用的地名命名 *** 之一。中国地名借动物名为名颇为常见,某地某种动物较多或某地有某种珍稀动物,某地地形地貌之整体或局部之形状类似某种动物或动物的某个器官,习惯上就用某动物名命名该地,如龟背村、螃蟹坑等。中国带“龙”字的地名特别多,《中国地名录》以“龙”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条。⑩值得一提的是,龙并非一般动物,而是虚拟动物,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。中国以树名命名的地名也非常多,几乎大部分树名都被用做地名,如皂树村、芭蕉村、杨梅垄、柿树坳等等。以矿产之名命名地名的如浙江龙泉金田村,浙江宁波金沙岙,浙江云和的银坑坳等。西方以动物命名地名的,如德国拜恩州北部城市科堡(Coburg),意为母牛城堡,美国地名怀尔德霍斯(WildHorse),意为野马,皮科克(Peacock)意为孔雀,特特尔山(TurtleMoun-tain)意为龟山,伊格尔(Eagle)意为鹰等。以植物命名地名的,如美国的奥兰治(Orange),意为橘子,怀特阿普尔(WhiteApple)意为白苹果,法国的戛纳(Cannes),意为芦苇等。以矿产命名地名的,如美国Idaho内的群山之上盛产金银锌锑等多种有色金属和宝石,此地就命名为“Ida-ho”(高山上的宝石)。西班牙中部城市阿尔马登(Alma-den),盛产汞矿;英国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约克(York),意为水松树林;希腊著名的马拉松(Marathon),意为多茴香的等。

地理位置方位中西方也多用来作地名。中国的省名、市名、县名、村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,如河北省、淮南市、阜南县。“水北为阳,山北为阴”,是中国地名命名的规律之一,其基础是传统文化阴阳定位理论。中国地名中,用“阴”、“阳”别方位的地名非常普遍,如洛阳、江阴等,阳字地名较阴字地名多。西方国家也有这类地名,如“伊斯特曼”(Eastman:东方人),“韦斯特”(West:西部),“南柴纳”(SouthChina:华南),“诺斯”(North:北方),西点(WestPoint,因位于哈德孙河西岸而得名)等。

可以看出,中西方在以动植物命名地名时存在共同认知理据,反映了中西方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。不同的是,中国动植物命名的地名,其象征意义更加突出一些,如“松”象征着高洁,以“松”命名的地名比较多。龙是中华民族崇拜、信仰的图腾,象征着中华多民族的融合,中华民族称自己为“龙的传人”,以“龙”命名的地名也特别多。

六、数字地名

中国的数字地名是用与该地名相关的数字来代替地名。这些数字有的是某地方特色建筑的数量,有的数字表示某地像该字形,有的是某地具有纪念意义的日期,有的数字只是谐音,有的数字则表示多的意思。如三桥,村处三江口,有“福庆”“万龄”等三座桥相连,故名;八字墙、十字坡,“八”、“十”表形状;表日期的数字,如三七市镇,逢三、五、七、十日为市日,因名;谐音的数字如六科,旧名鹿窠,地处绿溪口,水清见底,有“绿水映石”之称,后音讹并简称六科;表虚义“多”的数字如三十六湾,此村地处山巅,山势奇峻,峰回路转。

数字在西方的地名中也占有一席之地,如88(Eight-yeight:八十八),绍森帕姆斯(ThousandPalms:一千棵棕榈树),特温蒂奈恩帕姆斯(TwentyninePalms:二十九棵棕榈树),塞文西斯特斯(SevenSisters:七姐妹),锡克斯迈尔(SixMile:六英里),万山群岛(TenThousand:一万)等等。

借用数字的地名颇为特别,数字与地名的相关关系,有的直接,有的隐晦。比较而言,中国地名的数字含蓄,多有双关、借代或比喻之义,西方地名的数字比较直接,比较随意,数字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。

七、人体地名

在中国地名中,人体各部分用于地名命名时,通常采用比喻法,即把地理实体比喻成人体上的头、口(嘴)、舌、掌、腰、心、背、等的。如:浙 *** 田的海口、溪口、山口等,因其通俗形象,方便记忆,全国此类地名非常之多。西方国家也有不少类似地名。如美国的黑兹(Heads:头)、茅斯厄夫威尔逊(MouthofWilson:威尔逊的嘴)、萨姆(Thumb:拇指)、汤角(TonguePoint:舌尖)、芬格(Finger:手指)、阿姆(Arm:手臂)、汗德县(HandCounty:手县)、布莱克富特(Blackfoot:黑脚)、斯利皮艾(SleepyEye:困乏的眼睛)等等。

中西方人体地名的命名理据大体相同,都是从形状的相似性来命名,这反映中西方共同民族文化心理。不同的是,在人体部位具体的国俗语义上,中西方有些差异。

通过中西地名比较分析,我们发现:

之一,从语言角度考察,西方地名来源于很多语种,如法语、德语、古英语、印第安语、西班牙语、腓尼基语、爱尔兰语、凯尔特语、利古里亚语、高卢语、盖尔语等等。美国地名一半以上始源于印第安语,其余的始源于欧洲,如纪念皇帝皇后,或某一特殊地区,还有是为纪念历史重要人物及记载历史活动的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汉语地名最多,也有少数民族语地名,因其历史悠久的缘故,至今还遗留有越语地名等,如浙江的余杭、上虞、余姚、诸暨等。

第二,地名的命名或形成与当地当时的自然环境、人文因素等密切相关。地名总是反映人们对该地域的某种认识、某种感情或某种期望。对自然实体某些情状的感受、描述、说明,中西地名基本相同。寄寓其上的感情、愿望差异比较多一些,关键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。中国文化讲究心理建设,着重道德和理性;西方文化讲物质文明、偏于科学的发展。这方面的区别反映在地名中,中国注重人文方面的因素,西方注重自然方面的因素;中国地名附加其上的典故和风水比较多,西方则相对较多地考虑功能等方面内容。以中国北京和美国华盛顿为例,北京地名人文性较强,包含着较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因素,如朝阳、海淀、宣武等。华盛顿地名的功能性比较强,如“西北区、东南区”,具有很明显的认知感和导向性。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个人价值,追求民主自由,崇尚开拓和竞争,讲求理性和实用。中国人宗族观念强,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奋斗,“家”的观念比较淡薄。所有这些在地名中都有所体现。另外,中西都有不少地名是移民借用原住地地名给新住地命名。作为移民国家,美国更多地名借自母籍国。可见,对故土的缅怀思恋是人之常情。

第三,中国人命名地名比较慎重,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”,地名命名比较庄重、严肃、拘谨。西方人处事待人表现得灵活随便,取名也比较随意,仅把它作为一种指称符号。如美国的诺姆角(C.Nome)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地名,早期的地图编制者发现这个地方尚未命名,于是就写上“?,name”。由于写得潦草,绘图员误以为是“C.Nome”,便写成了诺姆角。正如麦肯所说,“该国的幽默也通过奢华而又十分巧妙的地名显示出来。”如8世纪后期,美国邮政部批准在密苏里州的一个镇设立邮局,局长为这个镇起了几个名字,但均未获批准,一气之下,他在给邮政部官员的信中写道:“Justgiveusonepeculiarname.(那就有劳大驾给这个镇起个奇特的名字吧!)”首都的官员当仁不让,真就把这个镇命名为皮丘利尔(Peculiar,即“奇特”之意)。哈蒙德(Hammond),名称来自人名哈蒙德(GeorgeHammond,1838-1886),此人为当地肉类加工厂厂主。据说,在与该城另一位创建者用掷硬币抽签时得胜,该城即以其姓氏命名。豁达坦率的性格由此可见,其持久魅力为美国人独有。还有一些如以职业等命名的地名中国是没有的,像索尔哲(Soldier:士兵),多克特顿(Doctortown:医生镇),斯利珀(Sleeper:睡眠者),费希尔(Fisher:渔夫),莱迪史密斯(Lady *** ith:斯密斯女士),法默(Farmer:农夫),迈纳(Miner:矿工)等城镇。

当然,中西地名命名情况还不止以上这些,如与历史事件、军事活动、生产活动、交通运输等有关的地名,限于篇幅未加分析。另外,因为美国文化从来源上看是非本土性的,它是对欧洲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。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一部分,美国文化具有西方文化的一切最根本的特点,所以本文选用美国的例子比较多一些。

近年来,文化比较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。地名命名是一种话语实践,通过权力运作而赋名,其功能在于起到文化认同作用。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,地球成了“地球村”。从地名角度由感性上升为理性来了解中西文化,对提高人们的文化适应性,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交往,具有一定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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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江阴时尚莱迪服装f区：浙江社会科学 2010年9月

作者江阴时尚莱迪服装f区：刘美娟

图源江阴时尚莱迪服装f区： ***

选稿江阴时尚莱迪服装f区：常宏宇

编辑：黄馨烨

终校：程亮

审订：吴泓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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